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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丨科技考古揭示唐至元代耀州窑青瓷工艺技术特征及演变

责任编辑:发布时间:2026-11-16点击次数:

近日,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在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s: Reports发表题为”Multiple-analytical study on th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Yaozhou celadon from the Tang to Yuan Dynasty”的研究成果。论文第一作者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耿超,通讯作者为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申静怡副教授、郎剑锋教授,共同作者包括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小蒙教授、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蔡静野副教授。

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是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制瓷中心之一,其技术影响远及河南乃至广东、广西地区。作为耀州窑主产品,青瓷自唐代始烧,历经五代天青釉、宋代橄榄绿釉刻印花青瓷的鼎盛,至金元时期又出现姜黄釉青瓷。然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唐至宋代,对金元时期青瓷关注不足,难以形成对耀州窑青瓷长时段技术演变的完整认识。据此,研究以黄堡窑址出土的51件唐至元代青瓷标本为对象,综合运用扫描电镜-能谱分析(SEM-EDS)、超景深显微镜分析(DM)等手段,系统揭示了耀州窑青瓷七个多世纪的技术演变,并尝试讨论其背后的动因。

在制胎技术上,五代以前胎体采用高铝(Al₂O₃)的高岭土,而北宋后近半样品胎体的Al2O3下降、SiO2含量上升,趋于南方瓷器特征,与此前本地高铝原料显著不同。结合目前尚未在耀州窑周边发现高硅瓷土的事实,推测耀州窑自宋代起开始在胎料中添加高硅材料。

这一推论得到文献与考古材料的支持:北宋《德应侯碑》已记载耀州瓷胎为多种粘土混合制成;距黄堡窑址约十公里的塔坡窑址出土的陶罐内盛有含SiO₂逾90%的石英粉末,可能为制瓷所用原料。

通过胎体中残留石英的粒度分析,研究发现唐至五代胎体颗粒较粗,北宋、金代显著细化(细颗粒占比超过94%),元代则明显粗化(粗颗粒重新出现,细颗粒降至69%)。这与考古发现的制瓷工具演变相印证:唐五代地层出土石臼、石杵,宋代地层则出土可借畜力驱动的大型石碾,原料预处理效率大幅提升;据此可推断石碾在金代仍在使用,至元代方被弃用。胎体中Fe₂O₃与TiO₂含量也呈同样规律:唐五代平均3.59 wt.%,北宋金代降至2.67 wt.%,元代回升至3.3 wt.%。

在釉料配方上,唐代青瓷为高钙釉(CaO平均16.8 wt.%);自五代起钙质助熔剂比例下降(平均10.2 wt.%),硅质成分相应升高,北宋、金代橄榄绿釉延续这一低钙传统(CaO平均9.6 wt.%);金代姜黄釉青瓷则重新出现高钙釉(平均15.7 wt.%)并延续至元代。研究认为,五代以后降低CaO含量既适应了北宋燃料由柴改煤带来的烧成温度提高,也符合追求厚釉莹润的审美取向,即低钙釉高温粘度大,有利于形成厚釉层,本研究中低钙釉标本釉层普遍较厚即为例证。而金代姜黄釉提高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则与涩圈叠烧工艺相配合,指向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的规模化生产。

研究揭示,五代是耀州窑的重要转折点:窑场由唐代多品种生产转向专烧高质量青瓷,并采用“一器一匣”、“满釉裹足支烧”等装烧工艺,虽增加成本、限制产量,却显著提升了产品质量,反映出窑工对品质而非成本的追求。北宋时期耀州窑技术与影响力达到顶峰,产品远销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乃至北非。而宋金长期军事对峙影响了高端瓷器的销售,促使金代出现面向更广泛、价格敏感市场的姜黄釉青瓷;元代则因制瓷环境恶化、优质原料与燃料枯竭、蒙古入侵及景德镇等窑场竞争等多重因素,产品质量与技术全面衰退。

该研究通过化学成分与显微结构分析的结合,较为完整的探讨了耀州窑青瓷自唐至元七个多世纪的技术演变脉络,并将其置于原料、燃料、市场、政治格局变动的宏观背景中加以解释,揭示了古代窑场“质量优先”与“成本优先”两种生产策略的交替逻辑,为认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个案。

原文连接:https://doi.org/10.1016/j.jasrep.2026.106174

【作者:耿超 审核:申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