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国际期刊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上在线发表了题为“‘Museum Fever’：Reimagining the Museum-Public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的学术文章。本文第一单位为山东大学，第一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尹凯，通讯作者为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人类学系教授、瓦莱尼·L·史密斯人类学博物馆馆长William Nitzky。
本文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启蒙与社会教育；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宣传与动员；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爱国主义教育与文化民族主义；2008—2017年，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公共文化服务。2017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包括国家文化政策、博物馆专业化建设以及媒体介入在内的多重驱动因素的多样化发展，当代中国博物馆与公众关系进入复调、多声部发展的重塑时期。
与之前认为2008年实施的博物馆免费开放、博物馆支出及馆舍面积扩大是推动参观人数增长的重要因素的既有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与2017年《国家宝藏》这一文化节目的播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机构、知识传播者及文化遗产守护者，博物馆在中国被视为肩负着研究、保护并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这一重要使命。正是通过《国家宝藏》的播出以及文旅融合政策的推进，博物馆热潮进入新的时期，观众竞相排队参观博物馆的现象开始出现。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以国家－博物馆－专业为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当代中国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复杂而多样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原因和结果。随着公众对参观博物馆热情的高涨，如何提升展览质量、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成为博物馆关注的问题。作为回应，策展人制度和释展人策略开始在博物馆行业流行起来，并以专业和知识的方式制衡了旧有的关系结构。除此之外，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沟通关系的多样性还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观众参观博物馆的自主权，并使观众能够以对自己有益的方式——增加认同等——来利用和理解博物馆。与此同时，商业化和旅游化的风险也始终存在。这几种要素彼此纠缠的关系深刻重塑着当代中国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随着博物馆与公众关系的持续演变，公众需求如何影响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博物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以及国家如何重新界定博物馆的角色等问题都将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并将成为未来博物馆领域探讨的核心话题。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是AHCI收录的一区期刊，该期刊聚焦博物馆管理、研究、展览、保护等议题，通过评论、论坛等栏目呈现全球专家对博物馆行业的观点。
文章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ura.70054
【作者：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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