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董豫教授应知名学术期刊Nature邀请，以“Ancient DNA offers clues about mysterious prehistoric settlement in China”为题，在News & Views栏目对同期论文“Ancient DNA from Shimao city records kinship practices in Neolithic China”发表评论文章。本文合作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RipanMalhi教授。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北部，自2012年起开始正式发掘。该遗址的许多特质令考古学家费解：首先，石峁遗址远离中原腹地，但规模巨大（占地约4平方公里）；其次，其建筑风格独特，以巨大的石墙为特征，与中原地区的夯土墙不同；此外，大量玉器及多样化的手工艺品，表明了该遗址存在广泛的贸易网络或远距离联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共同分析了埋葬在该遗址及周边聚落先民的古基因组，以探究石峁人的起源、种群历史和文化习俗。
作者首先分析了石峁人群及该地区前石峁人群的基因构成。通过将石峁人群的基因组数据与中国北方其他已发表人群的古DNA数据进行比较，作者发现石峁人主要源自大约300年前居住在当地的人群。前石峁人群在文化和基因上与中原的仰韶人群密切相关，来自鄂尔多斯地区（可能来自海生不浪文化）的文化影响也很明显，似乎这种混合的地方传统在没有发生重大人口更替的情况下延续了下来，直到数百年后石峁出现。
除了鄂尔多斯地区之外，石峁也受到了更北的草原地区文化的影响，考古学证据包括石人像、一些青铜器以及广泛使用羊牛等。然而，作者并未在石峁人群中检测到来自草原人群的大规模基因贡献。来自石峁和前石峁人群中的少数个体与北方草原人群亲缘关系密切，这表明这些群体之间虽存在一些文化和基因交流，但并未发生大规模迁徙。
付巧妹团队还发现南方水稻生产人群对石峁人有少量的基因贡献，但这并不意外。考古学和基因证据表明，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公元前3400-2500年）和石家河文化（公元前2500-2000年）从仰韶晚期开始向北扩张，并在随后的龙山时期持续扩张。本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表明，中原龙山文化人群中已有不少南方基因贡献，携带这些基因的人群进一步向北扩散即可影响石峁人群。
石峁遗址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发现了数量可观的人祭：超过80具人类头骨被埋葬在东门处。尽管先前对骨骼遗骸的分析表明大多数个体是女性，但古DNA证据表明大多数头骨（分析的十具中有九具）实际上来自男性个体。未来需要对更多个体开展古DNA研究来解释这一差异。在一些石峁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人祭或人殉的证据，根据作者的基因组分析，这些个体中的大多数（26人中的20人）是女性。
该研究也考察了石峁人群的亲属关系。他们发现该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非常有限，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并且那些有殉人的男性在父系上是相关的，这表明权力和社会地位是通过男性谱系继承的，即父系社会。相比之下，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报告了位于山东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傅家遗址（距今4700-4500年）是母系社会，即继嗣是通过母系进行的。随着更多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社区的古基因组学研究发表，也许会发现社会继嗣体系有趣的时空分布模式。
石峁人的线粒体DNA表现出高度的遗传变异性。这意味着女性很可能有多样化的来源。石峁也发现了女性精英的墓葬，但未发现她们的近亲。很难知道这些女性为何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她们的母系家族还是她们自身的成就？
过去十年发表的古DNA研究让我们对史前东亚复杂的种群历史有了很多了解，但在采样方面仍存在许多空白，阻碍了精细尺度的解读。例如，石峁人群在基因上与来自陶寺（位于石峁以南约400公里的另一处重要聚落）的同期人群相似。但是因为缺少该地区前陶寺人群的信息，也就无法确定石峁和陶寺人群是仅在龙山晚期才变得相似，还是他们的前身人群已经相似。针对北方草原人群的古DNA研究也非常有限，本研究使用了来自裕民遗址（比石峁早约4000年）一个个体的基因组进行比对；研究来自草原地区的同期人群将有助于完善关于石峁与北方草原之间联系的解读。付巧妹团队的本项研究为石峁与其他人群可能的基因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来可靠地确定史前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和交流模式等。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3593-5
【作者：考古宣 审核：董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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